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在十几年间有几个重大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在2008年前后，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增速滑坡，2008年11月“四万亿计划”推出，成为我国基建产业腾飞的起点，随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及增速均呈现快速上升。

 

第二个阶段在2015年前后，我国基础设施增量达到了第二个峰值，基建投资增速达到了35%左右，但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逐渐提高，原有的基础建设方式难以为继，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2017年后，我国基建进入第三阶段，在经济下滑的压力下，为追求增长稳定，地方债务压力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这也为新时代的基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未来市场空间可预见的情况下，如何清楚认知当下发展状况，转变未来发展模式成为行业变革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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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建领域

发展现状

 

 

我国传统基建在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已经逐渐进入到瓶颈期，截至2021年末，我国公路总里程达528.07万公里，新增117.4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6.91万公里，截至2021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5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4万公里，轨交运营线路长度5761公里，同时还有公路桥梁5569万米，公路隧道1724 万米。如果对我国 1953 年以来历年的资本存量进行永续盘存，就可以发现我国我国基建资本存量已达百万亿元级别。

 

这百万亿量级的存量基建资产，基本处于地方政府、城投公司、社会资本管控之中，但由于基建投资的体量大、周期长，长久以来投入的资本难以得到有效退出，使其负债压力逐年增加，导致近年来我国基建投资增速逐渐下滑。目前，我国的基建投资增速已步入低增长阶段。2019 年基建投资（全口径）增速仅3.3%，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等）增速仅3.8%。2022年有所回升， 2022年1-7月,全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7.4%。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基建增速下滑并非受到单一因素的影响，首先近年来的减税降费使中央财政收入连续下降，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分流了用于基建的财政资源。为了防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中央出台了地方举债的规范化和资管新规，使融资平台城投债发行量减少，非标规模也开始收缩，进一步削减了了基建的资金渠道。同时近年来地产投资较强，托基建紧迫性有限，再加上隐形债务监管持续严格，导致了地方政府积极性下降。

 

直至2020年，在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共同发展的格局背景下，基建行业再次迎来了变革与发展的良机。在亟需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基建行业作为国内财政政策的最佳发力点，承担起了吸纳资金，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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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

 

 

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时期基建对数字化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在此基础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新时代基建的基石，全国各省市也纷纷发文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要求，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原则，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推进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推动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国土空间规划。相关部门做好能源、土地、市政、交通等方面的保障工作。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应当重点支持新一代高速固定宽带和移动通信网络、卫星互联网、量子通信等，形成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安全可控的网络服务体系。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区和商业楼宇，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并投入使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运营企业享有公平进入市场的权利，不得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用户有权自主选择电信业务经营企业。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管道建设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道路、轨道交通等空间资源，减少和降低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运营企业提供公平普惠的网络接入服务。感知物联网建设应当支持部署低成本、低功耗、高精度、安全可靠的智能化传感器，提高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等领域的物联网覆盖水平。支持建设车路协同基础设施，推进道路基础设施、交通标志标识的数字化改造和建设，提高路侧单元与道路交通管控设施的融合接入能力。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按照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原则，建设城市智能计算集群，协同周边城市共同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强化算力统筹、智能调度和多样化供给，提升面向特定场景的边缘计算能力，促进数据、算力、算法和开发平台一体化的生态融合发展。支持对新建数据中心实施总量控制、梯度布局、区域协同，对存量数据中心实施优化调整、技改升级。

 

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应当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隐私计算、城市空间操作系统等。支持建设通用算法、底层技术、软硬件开源等共性平台。

 

对主要使用财政资金形成的新技术基础设施，项目运营单位应当在保障安全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开放共享服务。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政企合作、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符合条件的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本，有权平等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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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基建焕发活力

 

 

城市化和交通网络建设一直是基础建设发展的重点领域，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快速增至8.5亿，净增加6.8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60.6%，提高43个百分点，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格局，成就了过去中国重化工业、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消费升级的飞速发展。

 

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0%，比2018末提高1.02个百分点，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但当前中国60.6%的城镇化率虽然稍高于55.3%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3%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65.2%，中国城镇化还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这也给了基础建设进一步配套城市发展的空间。

 

以中美之间对比为例，美国基础设施虽然大多建于20世纪中期，设施陈旧现代化程度不足，但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强。根据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排名第13名，低于美国的总体竞争力排名（第2名）。而分项中，铁路密度、供水可靠性、电力损耗分别排名第48、30、23位，拖累了美国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排名，主要与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集中于1960年之前有关，部分基础设施陈旧。

 

在公路建设上，中国公路总里程较美国仍有一定差距，2018年中国公路通车里程为484.65万公里，与美国1920年左右的公路通车里程相近，与2018年美国公路通车里程（673.28万公里）仍差210万公里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2005-2018年的13年中国共新增公路里程150.13万公里，年均新增里程达到11.58万公里/年，中国公路里程正快速增加。

 

在铁路交通上，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与美国相比虽处于劣势，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高铁建设领先全球。2021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为15万公里，仅次于美国铁路营业里程，居于世界第二水平。2000年之后，美国铁路营业里程基本保持21万公里左右不变。而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在2008年高速铁路快速发展之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2018年期间以0.52万公里/年的速度逐年递增，其中高铁运营里程4万公里，位列世界第一，中美铁路营业里程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因此在传统基建领域，无论是城市化建设、交通网络建设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在2021的基建发展中应当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包括仓储物流、收费公路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工程，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固废危废处理等污染治理项目，以及老小区改造等民生项目。

 

 

4

新基建助推发展

 

 

在新基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尽量规避已经发现的问题，比如资金来源有限、成本利润不对等、投资回报周期长等问题，通过供应链金融、基建REITs等渠道盘活存量资产，也为基建新时期发展增添动能。

 

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来看，美国基建投资占GDP中的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自1947年以来，美国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大致在2%~4%之间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18年美国基建占GDP的比重仅为2.62%，远低于中国基建投资占GDP中的比重19.6%。

 

自2003年以来，中国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0%增加至2017年的21%，虽然2018年开始基建占GDP的比重虽略有下滑，但仍保持在高位。我们也要做好传统基建空间耗尽后，GDP创造下滑的准备，并积极开发新基建项目。

 

当下，被广泛接受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中，包含了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建设、新能源充电桩建设、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具有较为明显的数字经济特征，通过颠覆性的作用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

 

新基建是高技术、轻资产行业，直接投资规模并不大。2020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5G网络投资分别为453亿元、350亿元和1000亿元，合计1800多亿元。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按照部分市场机构的预测，数据中心年度投资规模在1000 亿元左右，人工智能投资约300-400亿元，工业互联网投资可以达到100亿元，投资合计也就是3300亿元，只占近年年度交通投资的5%，城市建设投资的4.7%，全部传统基建投资的2%。

 

新基建投资相比于传统基建，虽然在短期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但新基建可以改善传统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带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优化生产和服务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同时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城镇化、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目前，在传统基建领域，民间投资仍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但在部分可开放的新基建领域，则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并进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区、特色产业园区等新基建试点工程。